因此，周公制礼作乐的同时也致力于政权与法制的建设。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政治领导，其方式就是让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宪法的修改和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此后，这种理论一直影响着自1781年的巴黎公社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

从党章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清晰看到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的演变历程，党章内容源自于党所领导的实践，而党章的不断与时俱进，进一步保障与促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10]转引自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民国81年，第204页。上文已就十二大党章总纲与现行宪法序言的内容作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内容上高度契合。承诺是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党章的修改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对全国人民所作的承诺。第二，党章是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

我国政界比较熟悉的是，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其源自毛泽东的判断{16}[6]。党内的行政法，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2}。后代学者在继受公定力理论的同时，对它的理据做了重新论证。

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广泛存在的行政违法现象的回应，是对公民作为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公民拒绝权 在法治日渐昌明的今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公民）对行政执法活动不服的，一般应依循法律渠道解决纠纷、寻求救济。对后一个问题，应当由政府来举证，证明政府有压倒性的利益要求当事人服从或者寻求直接救济。第三，在少数情形中，公民对行政权威的藐视还可能针对行政不作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1993年农民负担检查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94]9号。《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对无效行政行为做了规定。

方世荣：《论具体行政行为》，武汉大学出版社19％年版，尤其是第1章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本质特征及构成问题。随着当代国家普遍建立了对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审查制度，对法规的异议仍然是一个法律秩序内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在一个成熟而健康的法治社会中，行政纠纷的公正及时化解只能冀望于国家正式救济制度的运转。第三，对于生效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当事人原则上不能抗拒。

[7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发[1996]13号。遂判决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顶墙体、侵犯原告人身权的行为违法，规划局全额赔偿张道春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4000余元。[31]前引[28]，哈特穆特•毛雷尔书。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事后的救济，而不是当事人直接的抵抗行动。

[45]英国上议院的一个判决，见Christie v. Leachinsky [ 1947 ] AC 573.[46]美国较早时期的一个判决，见John Bad Elk v. United States, 177 U. S. 529 （1900）.[47]Max Hochanadel＆Harry Stege, The Right to Resist and Unlawful Arrest: An Out-Dated Concept, 3 Tulsa Law Journal 40（1966）。无效行政行为不得予以执行，请求确认无效也没有时效的限制。

地方当局对沃克等8名牧师提起刑事追诉，罪名是藐视法院。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进行逮捕，警察也必须告知嫌疑人逮捕的真实理由。

这些对具体法规的异议，归根到底还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8]这样一个反抗暴政和法律的主题在后代被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的讨论所延续。例如，卫生检疫机构违法拒绝为一个证照齐全的生猪屠宰场进行生猪检疫，似乎不能成为当事人擅自售卖未经检疫猪肉的正当理由。本文讨论的是公民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争议，即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背法律，因而拒绝服从。如果强制执行措施严重侵害善良风俗和人格尊严，公民也有权抵制。他们对上级违法的指令是否可以拒绝执行，也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章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1年）第2条以斩截的语气规定，向国家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和承担前款规定的各项费用和劳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本文将在阐述和界定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不同传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现有的立法和实践，对中国的理论和制度建构提供一些建议。（四）公民拒绝权，它在理论上是融贯的吗？总的来说，美国法院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不是从行政行为效力的抽象理论出发，而是从是否容许当事人在事后诉讼中对行政违法行为间接抗辩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出发。

[77]其次，对于依法给予当事人复议和诉讼权利、期满才予以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拒绝权的行使应当给予比较严格的限制。[63]这些规范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肯定公民的拒绝权，但这些禁令要得到有效实施，当事人的抗拒在特定情况下是必要的。

[9]参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章国民抵抗权的制度与概念。况且，在英美法上付诸刑事审判的许多情形，在中国是以行政处罚方式来解决。另一方则以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为依托、以制定法的完善为归宿，主张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抵抗权）。

[34]王天华博士在讨论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时，提醒读者公定力问题最初只适用于大陆法学理上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概念在中国行政法学有笼统化倾向。围绕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而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屡禁不止，已成为影响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作者建议，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需要考虑三个因素：如果当事人当时服从违法决定，他将受到多大程度的损害？其它救济措施是否充分，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轻或者补偿他的损害？当事人事先不寻求救济、事后再提出间接抗辩，对政府利益的损害有多大？对前面两个问题，应当由当事人举证，证明如果他服从违法决定或者选择其它救济措施将遭受重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害。Note: Defiance of Unlawful Authority, 83 Harvard Law Re-view 626 （1970）.[42]18 U. S. C.，§111 （2007）.[43]Wright v. Georgia, 373 U. S. 284 （1963）.[44]这方面的案例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的The Queen v. Tooley, 92 Eng. Rep. 349 （K. B. 1710）．在该案中，一个公民遭到警察非法逮捕，另外三个人在解救被捕人的过程中杀死了一名警察，法院以误杀而不是以谋杀定罪。

下面将尝试从理论上回答拒绝权的意义、界限和制度保障。把违法行为的明显性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不是必要条件），可以减低公民行使拒绝权的风险，增强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注释:[1]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没有明确提及公定力，，但其对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论述足以涵盖公定力的实质内容）。下面分别讨论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行政行为无效和公民拒绝权的规定，以及与公民拒绝权有关的司法实践。[27]《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3条规定：无效行政行为始终不产生效力。这空白之处需要理论去填补。

如前所述，价值衡量方法在美国法解决此类问题时得到过明确的运用。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驱赶黑人完全是出于种族歧视，因而违宪。

一是公民拒绝权无用论，即使法律规定了拒绝权也没有实际作用。公民不当行使拒绝权导致自己伤害，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国家赔偿责任，但不一定完全免除国家赔偿责任。

它能够保护从行政行为直接或者间接获益的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信赖[18]。此外，在违法拆迁、城管执法领域，一些规范性文件也暗示了当事人拒绝的可能。